人工智能的出现，不仅是先进科学的一种体现，不仅是人类智慧的一种进步，同时，它对社会和生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它让科技逐步取代人类，让人类进行了后工作时代。
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将取代大部分的工作岗位，我们即将进入“后工作时代”。迎接我们的是“欲做奴隶而不得”的失业前景，还是马克思所憧憬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游戏人生?近年来，为应对人工智能的威胁，西方从左翼到右翼的经济学家都在讨论“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即让收入与工作彻底脱钩，每个人无条件领取。全民基本收入的意义在于让我们可以无条件地获得可以维持基本生活的社会工资，这样我们便可以不再为了谋生而去从事毫无成就感的垃圾工作——很多福利措施的思路是为了防止穷人偷懒，让穷人不惜一切代价变得忙碌起来，所以只补贴那些有工作或者积极寻找工作的人，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强制劳动——就有“资本”和雇主讨价还价从而争取更好的待遇、更人性的工作内容和更民主的工作环境。
劳动：诅咒还是拯救?
现代人对劳动(与娱乐、游戏不同的一切有用的活动，如家务劳动，农业和手工劳动，任何时代的人想要想存活下去，都必须从事这种活动)或工作(近代以来有偿的雇佣劳动)的态度无疑是两难的：一方面，劳动是我们生活的收入与意义之源，是我们体现社会价值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对工作感到厌倦，一天下来总是“感觉身体被掏空”，想象着可以像说唱歌手谢帝所唱的那样，“明天不上班”。
其实无论是在东西方，“劳动光荣”都是非常晚近才出现的观念。在古代，劳动从来都是低贱、辛苦且毫无尊严感的活动。例如在中国，直到19世纪末，精英知识分子才开始抬高劳动的价值，后来更有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等宣扬“劳工神圣”，劳动在中国的意识形态秩序中才算真正扬眉吐气。在此之前，劳动都是“小人之事”，所谓“君子务治，小人务力”。这里的君子小人并非道德范畴，而是社会等级概念：前者治人，后者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等体力活动，只能治于人。这些人是小人，而小人从事的劳动自然是低贱且遭人鄙薄的了。
在古希腊，同样存在治人的“君子”和治于人的“小人”，前者是公民，后者主要是奴隶。前者从事城邦内的公共活动即政治(政治这个词就源于自城邦polis)，这是能够让人感受到自由和光荣的活动;后者则是在私人领域内从事受必然性支配的毫无自由和自豪感的生产活动。原始基督教对待劳动的《圣经》对劳动的观念是比较“中庸”的，因为亚当和夏娃犯了错误，所以他们被驱逐出伊甸园，不得不从事劳动。例如，耶和华上帝又对亚当说：“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但即便如此，与古希腊文化和古代中国文化相比，基督教文化还是承认劳动本身的价值的，作为一种带有平等取向的宗教，基督教强调人人都应劳动，懒惰可耻，但不可过于工作狂，因为这会影响到教徒对于上帝的爱，正如“约翰福音”所说的：“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无论如何，在所有的欧洲语言中，劳动既用来指辛苦操劳，也用来指生育的阵痛，总之是让人不快的活动，因此必然为君子所不齿。
那么在西方，劳动什么时候才变得高尚、光荣的呢?其实这种劳动光荣的观念有一个专有名词，那就是“工作伦理”(work ethic)。在韦伯看来，作为入世禁欲的新教滋长了现代工作伦理。新教徒不再通过神迹或巫术来确认自己是否被上帝所拣选，他们的标准更为客观，那就是在禁欲的前提下勤劳致富。于是劳动就成了事关是否得救的大事，换言之，劳动被视为通向拯救的康庄大道。这样现代西方就与古代的劳动观产生断裂，即劳动由低贱的营生变成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活动。
当然，这背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观念，那就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所确立的劳动价值论，即劳动是财富创造的真正源泉。于是劳动就成了绝对命令。任何对于时间的浪费，如社交、闲聊、享乐甚至超过健康所需的睡眠都应该加以谴责。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富兰克林“时间就是金钱”的说法虽然未曾听闻，但其背后的精神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教徒的懒惰有损于上帝的荣光，现代工人的懒惰则有损于资本家的利润。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现代工作伦理就这样确立了。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的“劳动光荣”与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还是有着本质区别，前者强调的是基于劳动身份的政治参与或主人翁意识，具有政治性，后者则纯粹是一种经济伦理，不具有任何政治性。
阿伦特在1958年就认识到，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本可以彻底摆脱劳动，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作为亚里士多德的门徒，阿伦特推崇政治活动而鄙视劳动，因此她哀叹“劳动动物的胜利”，哀叹工作伦理在现代社会彻底取得霸权，因为在阿伦特看来，劳动或者工作是人类应该且能够摆脱的受制于必然性的毫无价值的活动，是“最死气沉沉、最贫乏消极的状态”，唯有公共领域的政治行动才值得追求，存在感和自豪感只能从这里获得。
工作的终结：想做奴隶而不得
阿伦特指责马克思强化了劳动光荣的观念，这实在是冤枉了马克思。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劳动形态并没有多少论述，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集体财富极大丰富并且消灭劳动分工之后，人们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时人们所从事的劳动就是自愿的，无偿的，这就类似于游戏或者休闲，从而也就不再算是劳动了。但后来马克思又指出，必然领域是不能克服的，人只有在完成“必然王国”的劳动之后，才能走向“自由王国”，那时人类的能力才能作为目的得到发挥，而不是服从客观必然性的铁律，成为令人感到厌恶的活动。但不管怎样，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向往的是摆脱劳动的“自由王国”。
但马克思主要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动物进行分析，他对后者还有一个称呼，那就是雇佣奴隶：“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工人将自己的劳动作为商品出卖给雇主，这是一种没有人生依附的奴役，其表现就雇主可以对雇佣奴隶随意驱使，延长他们的劳动时间，增加他们的劳动内容。我们可以笑骂政客，但我们必须对老板恭恭敬敬，因为工作场所依然是市民社会中最不自由的机构。例如网红咪蒙在前不久就大言不惭地说“员工的一大职责就是帮上级、帮老板省时间”，于是符合逻辑的推论就是员工必须做一切杂事，来满足老板节省时间的需求，否则就会丢掉饭碗。这不是奴隶又是什么?
咪蒙嚣张的态度颇能反映某些雇主在面对雇员时的肆无忌惮的态度，这背后折射的其实是资本对劳动的绝对优势。究其根本，乃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制度和技术进步导致就业岗位越来越少，工作越来越不稳定，劳工的力量越来越弱。这不只是中国的情况，而是全球性的事实。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下，工会不断解体，工人的力量不断萎缩，每一次技术的进步意味着工人接受更多的规训乃至更多工人变成过剩人口的命运。正如马克思所说，“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为了保护资本对付工人暴动而出现的。”在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下，技术的进步总是意味着工人-劳动者状况的相对恶化。尤其是到了上世纪末，生产力增长更快，但就业人数的比例却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信息和自动化技术所导致的失业型复苏。而且这种失业的趋势是不可扭转的。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第一、二产业所雇佣的人数比重依然很高，而这些产业都是很容易自动化的领域。据牛津大学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和奥斯本(Michael Osborne)于2013年所发表的一篇广为引用的研究，美国有47%的工作岗位有自动化的风险(他们说的是未来10-20年的事情)，据此推算中国的比例则高达77%。随着自动化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体力类的工作，甚至很多认知性、知识性的白领工作都可以因为机器学习的发展而被自动化，只要这些工作是程序性和重复性的，如电话销售、银行出纳、医疗诊断、法律文件的处理、甚至简单的写作等。其实被淘汰的不是工作岗位，而是工作技能，很多技能将被送进博物馆。
但有人会反对说，即便会出现大规模的自动化，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产品的价格势必大幅度下降，那么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必然增长，这样会导致对劳动力更大需求。另外，也会有新型的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这也会吸纳剩余的劳动力。在过去两百年，自从工业化开始就有人担心技术进步会带来大规模的失业，事实证明这些人是杞人忧天了。
那么当下的人工智能技术会带来根本性的转变吗?麻省理工学院的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麦卡菲(Andrew McAfee)在给出的是肯定回答。
人类对商品的需求可能是有弹性的，欲望也的确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但这种弹性并不是无限的，也就是说，人类并没有商家愿意相信的那么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另一方面，那些被抛出原有就业岗位的人可能跟不上技术进步的步伐，因为新创造出来的就业要么是高技术含量、高收入的工作，只能少数人胜任，所谓的教育培训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让中低层劳工胜任高层次的工作;要么是技术含量极低、收入也极低的零工(就像当下的各种网络平台所派发的那些工作)，中等技术、中等收入的工作会因为自动化对程序的分解而越来越少。我们从表1可以看出，自上世纪末美国的就业呈下降趋势。其结果就是就业的两极分化：极少数的高端人才和中层员工和绝大多数打着多份零工、惶惶不可终日的不稳定劳工。据估计，当下全球缺乏社会保障的不稳定劳工已占到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未来这个比例还会扩大。
因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发展工业机器人也成为国家战略之一。《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到2025年，制造业重点领域全面实现智能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市场，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工业机器人销售数量超过5.7万台，约为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的四分之一。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走进郭台铭的工厂，看到的不是匆忙、紧张而又疲惫不堪的劳动力大军，不是脏乱差的工人宿舍，而是只有寥寥无几的“监工”在偌大的工厂中徘徊，那些大规模自动化的机器体系在有条不紊地运转不息。
后工作的未来：游戏人生?
但我们真的需要一份工作吗?事实上，当我们说需要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其实是需要一份收入，让我们活下去的收入。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满意自己的工作。据盖洛普民意调查组织于2013年对142个国家的23万名全职和兼职员工进行的调查，仅有13%的员工对工作充满热情与干劲，约63%的人对工作“并不投入”;另有24%的员工则“消极怠工”，对工作相当厌恶。换言之，将近90%的人为了收入不得不忍受工作中的沮丧与挫败。既然如此，我们应该欢迎工作的终结以及后工作时代的到来。
其实，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迅速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巨大积累，人类的劳动时间本就应该大幅降低。凯恩斯在1930年所发表的著名演讲《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中预言，100年后(即2030年)，人类的劳动时间每周只需10-15小时，并且严肃探讨了如何面对闲暇的问题。当时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探讨类似的问题，这在今天看来不免显得荒谬，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劳动时间都维持在每周40小时左右，很多人甚至生活工作在所谓的24/7体制中，即一周7天、一天24小时随时都要处于“待机”状态，从事生产和消费活动，从而满足资本无限增殖的要求。
凯恩斯的预言真的是荒谬的吗?事实并非如此。截止到上世纪80年代，各个国家的劳动时间的确是持续下降的。除了更多的欲望(需求)被创造出来，人们愿意为满足这些欲望去努力工作外，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导致劳动一方力量的削弱：公司可以雇佣更少的人来做更多的工作，这既可以减少公司的成本，同时也可以用剩余劳动人口(失业者)去规训在职员工，让他们变得更驯服听话。很多人也成为前面所说的不稳定劳工，接受资本的灵活剥削(flexploitation)。
因此解决之道除了选择更为清心寡欲的生活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增强劳动一方讨价还价(谈判)的力量。“劳动光荣”在革命时代曾经是有效动员工农大众的意识形态，但在不久的将来——那时绝大多数工作岗位将要消失，只有少数能够带来荣誉感和成就感的高层次工作被创造出来，剩下的大多数岗位要么是暂时还无法自动化的以照看为主要内容的情感劳动，要么是劳动力成本足够低，无需自动化的垃圾工作——绝大多数工作不可能为我们带来满足感和光荣感，甚至难以维持我们的生计，劳动光荣成为空洞的口号，很多人也无工可作。
因此当下有很多经济学家和思想家提倡“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或“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所谓全民基本收入就是让收入与工作彻底脱钩，不设置任何门槛，让收入所得者可以基本维持生活。这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收入，其根本特征为：付给个人，与受益人的家庭状况无关;普遍性，与其他来源的收入水平无关;无义务，与是否有工作或者是否有工作意愿无关。
这似乎与我们“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句箴言其实来自于圣保罗，原始基督教可以说孕育着“工作伦理”的种子)的箴言背道而驰。但是，如前所述，未来没有足够的工作，剩下大都是低收入、只能给人带来挫败感的垃圾工作;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动力报酬并没有随着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劳动性收入相较于资本收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其结果就是贫富分化的加剧。
另外，我们个人通过出卖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与全社会因为过去的资本积累和科学知识的积累所创造的财富(当然还要加上作为自然财富的自然界)相比，已经变得微不足道，而这些财富源于全社会共同的财产，每个人都有权从中获得收益。尤其是处于大数据时代的中国，7.3亿网民通过电脑和智能手机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海量数据，相关公司可以借此创造出巨大的财富。概而言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生产的符码、图像、信息甚至社会关系等都可以被资本所捕捉，我们每个人都被裹挟进社会的生产中——无论我们有没有在职“工作”，正所谓“人生何处不搬砖”，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取一份社会收益。
全民基本收入的意义在于让我们可以无条件地获得可以维持基本生活的社会工资，这样我们便可以不再为了谋生而去从事毫无成就感的垃圾工作——很多福利措施的思路是为了防止穷人偷懒，让穷人不惜一切代价变得忙碌起来，所以只补贴那些有工作或者积极寻找工作的人，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强制劳动——就有“资本”和雇主讨价还价从而争取更好的待遇、更人性的工作内容和更民主的工作环境。全民基本收入的初衷是提供可以让个体维持体面生活的收入，让收入与工作相脱钩，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真正实现免于贫困的自由，从而不必受制于劳动力市场。
甚至，很多人可以退出劳动力市场，在市场和政府之外的第三部门即公民社会中活动。这些活动不同于市场行为，都是互惠互助性的，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尊严感和存在感。其结果就是可以建立更为健康且有活力的社区，促进公民德性和公民的互惠意识。很多服务(如照看老人孩子，做饭等)便不再需要货币购买，而是通过互惠互利在社区组织相关机构来完成，这无疑会大大降低生活成本。
那些选择在家从事自己真正擅长的活动的人也不必担心没有收入来源遭人嘲笑。我们知道，很多有艺术创造力的人就是因为要谋生而浪费了自己的天赋。事实上，在自动化时代，这些不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创造性活动将会创造出更大的财富。不管怎样，人们可以真正灵活地安排自己的时间，而不是接受资本的灵活剥削，或者陪伴家人，或者外出社交，或者在家独处。
另外，社会上肯定还会存在无法自动化的低端工作，好比说环卫岗位，那么这时可以提高这种岗位的工资，以吸引从业者，而那些从事高端的、具有创造性因而本身能够带来成就感工作的群体则因为基本收入的存在，而接受比较低的工资，因为工作本身对他们来说带来的是更为重要的自我满足和社会认同。另外，提高人口素质，让更多的人去分享更少的好工作，从而大幅减少劳动时间。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工作的未来：让自己在工作中更具自主性，同时大幅减少工作时间，消灭全职工作，在闲暇中更为全面的发展自己，其最后的结果就是社会不再以工作为中心，消灭雇佣劳动，人们可以从事自己喜欢且擅长的更有意义的活动。
当然，有人会反驳说，这种免费午餐式的福利政策不会养懒汉吗?那些什么都不做就能领到钱的人难道不会随手就把钱挥霍掉，不会整天游手好闲吗?全民基本收入虽然没有得到大规模施行，但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展开过试验。事实证明，绝大多数领到钱的人都将收入用于正途，改善了自己和所在村落或社区。其实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思想早已有之，而且并非左派专利，很多右派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也支持这种观念，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哈耶克。1968年超过1200位经济学家联名给美国国会写信支持这一政策，尼克松也差点将该政策变成法律。
人们之所以难以接受全民基本收入，其根本原因在于很多人认为，我们工作就是为了赚钱，一旦不工作也可以有收入，那么我们自然会选择游手好闲。这种观念始于洛克和亚当·斯密，如今已经根深蒂固。但人类学的视野来看，这种观念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劳动之后期望得到报酬并非人的“本性”;将劳动付出缩减到不能再减的最小值，对人而言并不是“自然的”;劳动通常所依靠的激励并非获利，而是互惠、竞争，对工作的享受以及社会认可。失业人员所经受的创伤远远不止失去收入来源，因为除了收入之外，工作也承诺尊严感、成就感、意义感和归属感。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时代剩下的绝大多数工作甚至连体面的收入都无法提供，遑论其他。全民基本收入所带来的后工作时代可以让我们摆脱获利动机，不必再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取工资，从而自由地从事那些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活动。另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马克思所说的“必然王国”内的必然性劳动势必要被消灭，剩下的可以让我们共享的将是具有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手工劳动、智识劳动以及发自真心的情感劳动。那时我们的绝大多数活动将不再是痛苦的劳动，而是自由的游戏，或者就是单纯的闲暇。
当然，我们这里讨论的只是最乐观的前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已肆虐40来年，全球绝大多数人口的状况依然在恶化，绝大多数的工作都让人想要逃离，如何落实无条件基本收入，如何实现收入与工作相脱钩从而造就后工作的未来，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