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制造业转型,正在迎来一个关键时刻。首先是全球制造产业链的结构性调整。过去30年欧美负债消费,中国加工制造,资源国家提供能源和原材料的国际制造贸易循环链条,似乎正在断裂。美国再工业化,德国进行工业4.0升级,日本发布制造业白皮书,都预示经历了2008年金融泡沫后,发达国家重拾制造业动能的趋势。
其次,中国制造面临的国内要素供给环境产生了变化。劳动力价格增长,土地升值,人民币虽然当下开始进入贬值通道,但贬值未到出清点。偏此时国内经济又整体减速,2016年将重点清理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各类重压相叠加,给中国制造业转型带来了重重阴霾。
广东是中国贸易进出口和制造业最密集的省份。记者选取东莞和佛山两市进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调查,意在观察这样一种正在进行的变化:中国的本土制造业将经过什么样的途径,是自身科技研发助力,是技术引进融合,还是区域间合作,或者制度要素助推,能使得制造业产生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以承载中国制造业转型顺畅实现?
按照制度演进的逻辑,思考改革关键点问题的逻辑起点,应当是分析哪些改革能够保证真正转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可以获得比不转型企业、不创新企业更高的经济回报。而从制度发力的角度来看,未来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也是中国制造业需要补的三堂课,一是严格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二是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三是完善的企业信用体系。用制度要素进行助推,将是保证中国制造业转型的终极因素。
——编者
东莞:中国制造的转型时刻
东莞市厚街镇上,华坚集团“世界鞋业总部”的高楼依然耸立,但该企业已将六条制鞋生产线和鞋材厂搬迁到埃塞俄比亚,在那里,约有3500名埃塞俄比亚青年在生产流水线上忙碌。像华坚集团一样,这几年厚街镇陆续有鞋企外迁东南亚或中国中西部。
“世界鞋都”厚街镇部分工业区看上去没了往昔的热闹。六家搬走鞋厂留下的老旧厂房已被粉刷,成了寮厦皮料市场。一家挨一家皮革店堆积如山的皮料,仿佛可以看到昔日鞋厂的繁盛。
30年繁盛的加工贸易式微。中国制造似乎也陷入最逼仄的时刻:需求“天花板”和成本“地板”的夹缝;外资高端制造回归发达国家与中低端制造部分外迁印度、东南亚的“夹击”;“去产能”和转型升级的双重挤压;工业4.0浪潮的冲击带来的,不仅是面对高级人才匮乏的煎熬,也要直面低端人力短缺的尴尬,更要为“工业2.0”、“工业3.0”的缺课而承受重压。制造业逼仄的天空,弥漫着灰色的雾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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