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所画的抽象画。 本文图片由王芊霓提供
这个例子说明了我们的社会可能会越来越依赖于算法，甚至连审美也不例外。可是，如果未来将由机器的逻辑统治，这样缺乏想象力的未来是我们想要的吗？如果充满着算法理性的安排，又何以安放人类对自由的追求？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早在18世纪，德国古典美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就提出了理性治理与自由之间的对立的问题，在席勒的《美育书简》一书中，他提出美育可以是弥合这些对立的方式。
技术哲学家许煜认为有必要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提美育的重要性。3月27日，他在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二十一世纪艺术——教育圆桌论坛”发表了题为《人工想像时代的美育》的演讲，他认为重新探讨蔡元培和席勒的美育概念或能开启一条思考技术系统和自由之间紧张关系新途径。
许煜任教于德国吕纳堡大学哲学研究所和数码媒体文化与美学研究所，同时也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巴黎西蒙东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在《现象学研究》、《元哲学》等国际期刊上发表过多篇关于技术哲学的论文。拥有人工智能本科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的许煜是一位不多见的既懂算法也懂美学哲学的学者。
许煜近照
对许煜来说，以人工智能来取代人只是一个经济上的考虑。他对那种以人工智能或机器学习为名，鼓吹超人类主义，以及天真的后人类主义的想法抱持着怀疑，并主张思考技术问题应该回到美育问题。他从席勒对美育的分析，以及蔡元培对席勒的新的解读切入，试图带领读者重新理解审美可能带给技术的颠覆性影响。
他认为蔡元培以中国思想为背景吸收并转化了席勒的美育概念。在蔡元培的理论中，艺术的作用在于从现象直接通往本体，从有限通往无限，故美育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取代宗教。
而席勒与蔡元培美育概念的区别，正是中国宇宙技术与当时欧洲宇宙技术的区别。宇宙技术 (cosmotechnics) 是许煜为了重新打开技术问题而发展的一个概念。他认为，没有一种或两种技术，而是存在系统性和宇宙论意义上的彼此不同的宇宙技术，并且是不能同质比较的。
人们通常将美学视为与文化产品相对应的一种感知性，但在许煜看来，美学是更根本更强大的力量，因为它或可为科技提供一种新的基础和新的方向。
在《科学和现代世界》一书中，怀特海将19世纪工业化留下的灾难性问题归咎于对美学问题的忽视。许煜承袭了这样的观点，在技术至上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他再次强调，美育或是应对日益汹涌的技术发展的关键，他呼吁我们重新发现被遗忘的资源和地方性问题。在演讲结束后，澎湃新闻对许煜做了专访。
“智慧城市”只是看上去很美
澎湃新闻：你是如何定义美育的？
许煜：对我来说，美育并不只是技术性的问题，好像雕塑，绘画等等，而是感知性（sensitiveness or sensitivity）培养的问题，美是社会性的而且是可塑性的。我的理解来自席勒在《美育书简》里面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回应，简单来讲，美育可以被用来扬弃情感和理智的对立。
澎湃新闻：你为什么一定要谈席勒和蔡元培，让他们两个去对话？
许煜：蔡元培的美育概念来自席勒，但其实他们对美育的理解是有文化上以及哲学上的差异。这个背景非常复杂。除了先前提到了的康德问题之外，席勒他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法国大革命，他将一个美学问题从历史的层次提升到了政治层次，提升到了理性的统治和自由的冲突。
我将这个问题重置于今天的社会背景，今天我们在讲大数据，无所不在的监控，人工智能，它完全是朝一种系统性的支配（systematic determination）的方向发展的。对很多人来说，这是技术进步，没有什么可值得怀疑的，但内里却远非如此。如何处理现在这种理性统治走到极致下人类的自由的问题？现在的算法的核心问题是预测性，它要比你还更了解你自己以及你周遭的世界，那某种程度上人是否就失去了自由？
澎湃新闻：你的这个观察是不是可以拿现在某些app用算法推荐新闻，或者推荐人购买东西的这些软件来做佐证？
许煜：不只是app的推荐的问题。在一个以经济效率以及发展主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里，这种由人工智能来规划以及做决定的思维将无所不在，它出现在各个领域以及各种决策的机构，譬如说，我们现在都在说的智慧城市就围绕着这个逻辑。
澎湃新闻：所以其实你要去挑战一种普遍认为智慧城市在价值上是好的这样一种观念？
许煜：智慧城市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的地方都似乎是一个大趋势，譬如说全面自动化，方便，但方便并非一定是好，在这些论述中它只是一种基于效率的考虑，效率也就是几近暴力地引进自动化以及数码化所带来的。比如说智能城市，会建设基础设施，配套大数据计算出避免堵车的规划，这听上去是很美好的一个愿景，它承诺了智慧化、弹性、透明等等，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体，或生物体了。这个并不再是隐喻层面的了。
澎湃新闻：当你把城市比作一个生物的时候，是因为它内部有了系统决定（systematic determination），所以它就有了生物的特征，是吗？
许煜：生物的概念在十八世纪才得到比较广泛的讨论，之前是机械主义，而生物学在十九世纪初才出现，生物体的定义是指它的内部组成部分之间，以及和整体的关系是相互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整体的改变。这也就是控制论（cybernetics）对于人与机器的理解，它通过反馈来自我调节。
席勒提出的理性和自由的问题，那时候他提出了美育来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那我们今天怎么来理解美育？ 在自动化时代，它能否继续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思考技术的发展可以有其他不同的角度，如伦理、经济等，但在一个艺术／教育的背景之下来讨论，我认为美育的问题是根本的，而且很多时候都是被忽略的，并非没有人谈，而是忽略了它的转变性的力量。
澎湃新闻：可以具体讲讲这种技术或效率主导的发展观的弊端吗？
许煜：最大的问题是这种以效益为主要目的的发展，一方面实现了哲学家和社会学家Jacques Ellul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所描述的技术系统以及技术官僚，以及德勒兹九十年代初所说的“控制社会”（societies of control），近期备受讨论的剑桥分析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中国我们已经有不少这样的情况，例如用人脸识别系统来分配厕纸，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但另一方面这也是社会高度技术官僚化的趋势。
这在人口众多的国家是种有效的治理术，特别是大数据和算法来管理，但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格外小心，这是一个愚昧和效率重叠的时代。早在九十年代研究普适计算的时候，很多人都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你去上完班很累，然后下班开车回家，有一杯新鲜泡制的，温度恰好，味道跟你想要的一样的咖啡正在等你。人工智能已经知道你想要的，这确实是很有效率的，这也只是一个很微小的例子，在被控制的社会里，它的影响是在多个层面上的。问题是我们要让机器在哪些范围以及程度决定我们的将来。而在这种由机器决定的系统中，我们怎么来讨论自由的问题？
澎湃新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以前可能生活里有偶然性，但未来人工智能以后就不再有这种偶然了？
许煜：我的第一本书《论数码物的存在》里就处理了从物到系统的问题，而在新作里，我将会再一步讨论系统问题，偶然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我们很难说会完全没有偶然，技术进步很多时候是由作为偶然的灾难所推动的，问题是要理解系统和偶然的关系，以及重新理解什么是自由。
这是我重置席勒的哲学命题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背景之下的原因。我所理解的德国观念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自由。系统和自由存在着辩证性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只讲物，而且更要谈系统。
用“宇宙技术”探讨奇点到来的技术危机
澎湃新闻：听上去是不是艺术家要对技术的进步保持一种警惕呢？ 这是一种艺术家的惯性思维吗？
许煜：也不尽然，我们知道技术同时是好的也是坏的，是解药也是毒药。但是这个需要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就是康德意义上的批判，也就是说理解技术的可能性以及不可能性。其实很多人面对技术发展很怕跟不上了，就好像有一种不在场的恐慌一样，这是技术加速产生的心理效应。
这当然同时也是市场造成的，因为这不在场是一种存在危机。我认识的不少艺术家都转向了技术问题的研究，这当然不是坏事，但要小心避免成为二流的工程师，因为更彻底的问题是要重新想象美学跟技术发展的问题。
澎湃新闻：你也谈到技术现在变成人类变化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人类的进化要依赖于技术了，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许煜：人本身就是一种技术性的存在，因为人化的过程即是工具的发明和使用的过程，恩格斯也在《自然辩证》里提到劳动从猿到人中的角色。但问题在于技术的未来以及人类的未来的关系。在当前的论述里面，不只是来自技术开发还是政府的技术政策，我们似乎已经见到了一个明确的（definite）未来。我前几天经过798见到很多关于 “奇点”的海报（边在纸上画出，当技术呈现垂直加速进步的时候的那个拐点就是奇点。奇点又称科技奇点，认为未来将要发生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件──技术发展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极大而接近于无限的进步。当此转捩点来临的时候，旧的社会模式将一去不复返，新的规则开始主宰这个世界。认为后人类时代的智能和技术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作者加）。
澎湃新闻：可以多解释一下奇点和技术发展的关系吗？
许煜﹕有些人鼓吹到了奇点时，会出现智能爆炸，人将会长生不老，而超级智能可以为人类做所有的规划。但我认为必须挑战这种技术观，这背后是一种吊诡的政治神学，以神人作为历史终结来反证奇点的合理性，这现在也变成了由Elon Musk与Peter Thiel所代表的硅谷意识形态；相反，我认为我们必须思考技术多样性的问题，也就是重新探讨未来的分支（bifurcation）。
澎湃新闻：您提出的宇宙技术的概念也是要探讨技术多样性的问题，是吗？
许煜：技术可以说是一些关系的总体，这些关系可以是逻辑的、功能的、美学的等等。比如现在我在写字，它牵涉到很多的技术物，而这些技术物都包含着不同的关系，里面有些是时间性的、物质性的、逻辑性的关系，它们是时间性的过程恒常或多变的关系。这也包括了我们跟世界或宇宙的关系，这些关系被具体化到了功能以及模式上。技术包括它当中的关系以及其动态一直都在进化，在具体化、复杂化。
我提出宇宙技术这个概念是希望能打开对技术的不同想像和发展，从而想象不同的未来，这个未来的多样性只能来自技术的多样性。技术的全球化将人类置于同一时间轴，也就是说世界历史，它进一步发展成今天我们所说的人类纪，因为人类纪如一些学者所说的，源自于殖民化的开始或者更早，虽然我更认为是工业革命。在人类纪里，人类的时间是和地质时间相连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多层的时间的重叠。
澎湃新闻：这个概念是学术共同体的共识，还是您自己的一个原创的概念？
许煜：是我自己提出来的，这个说法在欧美开始引起了一些讨论，我也希望能够在中国就这个问题讨论，毕竟这本书《论中国的技术问题》是以中国为例子的。
有些技术历史学家在研究技术的是时候很多都在做一些比较性的工作，譬如说造纸术在汉代比欧洲进步先进，有些历史学家说，你不能只单独比较一个技术，应该比较整个技术系统，就好像法国的Bertrand Gills。但我认为我们并不能做这样的比较，我认为必须先肯定技术之间的质的差异性，这个差异性告诉我们需要对普世性问题进行辩证性思考。
澎湃新闻：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你认为需要一个新的概念来涵盖不同文化下的这些技术？technique这个来源于希腊的词汇是不准确的？
许煜：印度与中国、希腊的技术是不同的，因为他们有非常不同的宇宙观，对社会关系有不同的理解。但如果将它们简化为古希腊的technē或现代技术是说不通的。
李约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甚么现代科学和技术没有在中国发生，他的其中一个说法是中国的思想一开始就是有机的，并没有经历西方的机械主义，这个解读我并非完全认同，但他的说法其实是间接地指出中国的科学和技术思想与西方，特别是现代的西方截然不同。他的贡献是令人敬佩的，但他没有针对技术概念提出问题，我希望能够将这个问题提出来，并且解释它的必要性，重新打开技术这个概念，我们不只是有一种技术，应该是有很多元的宇宙技术。
澎湃新闻：我个人感觉现在世界上的各种技术还是很同质化的，技术背后并没有体现不同文化里不同的社会关系。
许煜：我们现在用的技术越来越趋于同一化，但我强调要有差异并不是说要排斥西方的技术和思想作为抵抗。或者退一步问，何为西方？当我们将文化实体化之后，最后得到的是过度简单化了的象征。
我提出宇宙技术这个概念的目的是为了理解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未来的多样化技术的变化，这是理论以及实践的问题。
澎湃新闻：所以您觉得重新认识传统的资源很重要？
许煜：是的，但我并不是传统主义者。传统对我来说并不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 而是一套可以系统化的知识。民族主义本身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未来的问题，但是知识的重新系统化以及重新梳理，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与技术紧密相关的美学、认识论、知识型等问题。
但这些知识在十九、二十世纪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它被视为保守以及前现化，它固然是非现代的，但并非毫无用处，而只是我们不知怎样来让它和西方的哲学和科学进行对话。当然回到传统有一个危险的倾向就是它变成了反他者的保守论述，这是我们要坚决避免的，因为这最终只会沦为一种法西斯主义，这一点在睿智如海德格尔身上也发生了 （指海德格尔成为纳粹党一员）。
海德格尔
社交媒体大同小异的技术认识论
澎湃新闻：我们的技术的改变如何和我们中国的宇宙技术建立新的联系？可以举个例子吗？
许煜：例如，我们先来思考社交网络比如脸书（Facebook）它背后的“认识论”是什么？它怎样让你认识社会关系？它的架构就是先有一个个个体或社会原子，社会关系就是画两点中间穿一条线。社会心理学家莫雷洛（Jacob Moreno）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是这样理解社会网络。集体是一个不同社会原子的组合，由点和线组成。它在技术层面就定义了社会关系的形态。
你仔细思考，就知道我们的社会并不一定是以这样的孤立的个体为单位的，这背后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而我们很多时候是以家庭，团体等来进行社会性联系的。
您是读人类学的，你应该还记得在莫斯（Marcel Mauss）的《礼物》一书里，一开始就拒绝了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社会是由个体构成，而所有经济都是从以物易物开始，这种个体之间的交易是“经济的最初状态”其实是个假象，相反，他认为群体才是基本的单位。每一个技术发展其实都有一些存有论以及认识论上的假设。但是这些假设也可以被问题化的。
我们能不能发展一个跟脸书不同的思路的社交媒体，以群组和合作来取代个人主义？这是我几年前和斯蒂格勒等在巴黎进行的一项研究以及长期与荷兰的网络文化研究所的合作讨论。
《The gift》
澎湃新闻：从您的角度看，微信背后的认识论是和脸书一样的吗？
许煜：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习惯以及社会关系被这些平台给改变了，但是因为科技必然是进步的想法，阻碍了我们批判性地理解技术的发展。微信现在确实是在功能上比脸书强很多，譬如可以用来付费什么的，但我想提出的多样性，并不只是功能上的多样性，技术多样性也是存在论以及认识论的多样性。
另外新的知识型的产生是对于危机的回应，这些知识型在我的理论里围绕的是道与器的关系。第一个危机是周朝衰退，孔子重申礼以及庄子对道器的初步分析，第二个是11世纪的时候，佛教传进中国之后造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宋明理学，就是这样出现的，要回应佛教，道器关系又回到核心，而气与器的关系也建立了。第三个危机就是两次鸦片战争，现代化的危机，其实每一个危机里面都在处理道跟器的问题，道为器用或器为道用。19世纪的浙东学派的章学诚指出六经皆史，也就是说它们只是那个时代的器而已，并不是永恒的道。所以也不只是器和道的关系，而且也是对两者的重新定义。我们当前的危机，不只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性的。
这也将我们带回到美育的问题了。如果从新的思路来思考技术的发展，是不是可以给技术一个新的方向？ 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来处理美育这个问题？现在都是强调怎么用新的技术来创作。但是我想要处理的是一个更基本、更思辩的问题。通过美育，培养感知的能力，渗透进技术的想像，改造技术，可以给予技术一种新的方向。
澎湃新闻：这个听上去有点像历史上有过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
许煜：自强运动的时候我们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最后发现这个“体”已经被改变了。也就是说当时这样的思考实际上是基于二元论。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错误，中学是思想，西学只是工具，最后这思想给工具改造了。所以现在最重要是怎么重新思考体和用的关系，重置思想、艺术和技术的关系。
澎湃新闻：之后你通过重新探讨蔡元培的美育概念，梳理了中国本土的一种美学思想，在我看来，你也认为这样一种美学思想是和西方有微妙差别的。这一段我觉得讲得非常精彩，就是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角度。
许煜：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提出通过美育可以从特殊走向普遍，走向超越。他强调了美育的社会转化性力量。很多人讲蔡元培的美育没有留意和席勒的分别。其实这个分别是微妙的，蔡元培提出了美育可以从现象到本体或实体，本体和实体是当时用来翻译康德的Noumenon这个概念的，我们或许可以说是用中国哲学选择性地吸收了德国观念论。
这个启发来自牟宗三先生对康德和中国哲学的理解。我谈这个差异是希望从这些差异中捕捉到一些火花，来思考转变性的可能。当蔡元培谈美育，他的看法是人可以通过美育从现象直达对本体的理解，这在康德的体系里面是不可能的，因为Noumenon虽然在发生作用，但认识它需要的是智的直觉，而人是没有的。要确保科学的根基，只能将人的认知限制在和现象的关联，这也是为什么批判哲学就是关于限制或者有限性的思考。
澎湃新闻：中国哲学谈“智的直觉”都是指的美育吗？还是只有蔡元培这么说了？
许煜：不是，起码在牟宗三先生那里不尽然如此。蔡元培没有明确讲，但我们可以如此推理美育以及综合直觉的关系。让蔡元培和席勒对话，我的意思是强调中国和欧洲文化中美的功能性和模式的差异。就是西方和中国对于美育的不同理解是否容许我们更思辩地处理美育问题？
如果我们比较中国和西方的绘画，文艺复兴时发展出射影几何，但是在中国的绘画里是以远和近而不是以几何来描述的。
以绘画为例，受怀特海和利奥塔“感知性”概念的启发，我们看到，东方绘画，特别是山水画和禅宗佛教绘画是本体的通道，意味着想像力可以跃入无限，正是通过画面的有限性，到达精神的无限性。如果我们看一幅中国的山水画，它并不反映景观的视角，它不遵循任何射影几何，而是试图产生一条超越形象的通道。在东方思维中，这种模式并不是一种矛盾，而是一种想像力参与宇宙和谐的飞跃。
为什么中国人会发现一种有层次但是非几何性的山水？这背后就是不同的感知模式。这种宇宙观如何能够进一步发展来回应当代的问题呢？中国美术学院去年十二月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有一个关于山水的展覧，高士明老师借用了宇宙技术这个概念，主题定为“Shanshui: A cosmotechnics”。我认为里面不只是绘画方法的差异，而且是个美育的问题。
后记：在访谈的最后，许煜谈到，他在欧洲十多年的生活和工作经验促使他去思考一种“后欧洲哲学”，一种综合的同时又是扎根于中国本土的哲学思考。当我们开始认为中国现在的技术发展有多了不起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发展出一种新的智能城市，是和西方有不同美学，不同的认识论的智能城市呢？作为技术哲学家的他必须想这些问题。
许煜总结说，并不是数据收集得越多越全面就代表了必然的优势，关键是去开发出不同的技术，并重新理解和链接过往的知识，让历史在今天成为一种转化性的力量。
